新朝要开科举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从布告贴出之日起，仅过了七八天，连满清治下的莱阳、栖霞、登州府三地都听说了。

今年是乾隆五十八年，干支癸丑。根据满清的科举制度，逢子、午、卯、酉的年份才会开设乡试，但问题是去年的乡试刚刚结束，眼瞅着再有一个月，京城的会试就要开始了。

北海镇科举的消息虽然放出来了，可城内和十里八乡的秀才们都不敢掺和，只是观望，毕竟满清还没倒台呢。

要说清代的秀才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据了最高的地位，乡间政令和德化的传播主要就是依靠他们。这主要是因为进士都去外地做官了，举人居乡的也不多；有的当县丞，有的当教谕，还有的就是给官员当幕僚，最不济也能当个书院的教授。平常要是走在乡间看到有戴着金圆顶子的人，多是秀才，老百姓对他的尊称只有“先生”二字，连姓都不敢叫。

然而对于那些在“文童试”中被斩落的童生们来说，北海镇的消息无疑于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，尤其让那些贫苦的童生怦然心动。

要知道清代“文童试”的通过率极低，全国平均下来仅有百分之一，比举人的会试都低。后世的高考录取率与之相比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
历史上那位著名的“上帝之子”洪某人，15岁就通过了县试，之后四次参加府试均名落孙山，以至于受到沉重打击，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。不过对某些超级学霸来说，少年登第也非难事，比如12岁就考取秀才的袁枚、梁启超和蔡锷。

有清一代，官方一直严格限制各地“文童试”录取生员的数额，所以这年月能考中秀才的，属于绝对的幸运儿；过了便是一步登天，立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。只要不瞎折腾，绝对没有“穷秀才”一说。

明清治下，每个县的秀才都有定额，大县三四十名，中县二十余名，小县十余名。如果某地学风浓厚，应考的童生多，难度就大；反之就容易。比如文教荟萃的安徽桐城，每科参加“文童试”的多达三四千人，录取名额仅二十五个，五六十岁通不过“县试”的人比比皆是。

登州府因为海贸发达的缘故，自来文教兴盛，单是乾隆二十七年考取的举人就有275名，在整个山东名列第三，所以“文童试”的录取比例连1%都不到。

假使某人没有考过童生，即便读了海量的书，也只能叫白丁；如果此人自学成才成了经学家，可以称为“处士某某”。

对于海量的“童生”群体来说，他们虽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