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傅说道：“一派胡言，蔡相公这种想法只会让南海商人做大，他们连火炮都敢私铸，你难道认为他们只会乖乖地做买卖？”

“那按照孙侍郎的想法，对南海施行与京畿路一样的管理？”蔡懋淡淡说道，“在南海诸国任命官员，从布政使到知府再到知县，孙侍郎是这样认为的吗？”

“是不是还要在凌牙门再设立银行，将从京师印制的交钞，运输到凌牙门？”蔡懋继续问道。

“南海官员定期向朝廷汇报南海的治理情况，朝廷做好扶持麻逸或者浡泥的商业政策？”

“若是按照这样来的话，从麻逸到京师一趟，半年时间，去一趟浡泥，大半年甚至一年时间，你如何知晓，官员通过何手段，对当地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？”

孙傅瞬间哑口无言。

但蔡懋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若是与中土一样派遣大量官员，强制管控、主导那里，孙侍郎就能保证，没有官员会私下收买人心，聚众对抗朝廷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别忘了，商人是民，民无权而不正，相比掌握了庞大资源处置权的官员，商人想要组建武力，那是非法，官员却有一部分自身的武力。”

“即便是大宋朝一个小县城，也有数十名衙差，在万里之外的浡泥，孙侍郎打算给一个知县配置多少衙差？又如何保证这个知县不利用官府之名，私自招募个人武力？”

蔡懋一系列的问题扔过来，也是让孙傅无话可说了。

讨论到这一步，赵宁觉得大宋朝对外的制度认知，基本上已经开始逐渐趋向共识。

对于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，见识到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体制和主义的演变。

尤其是在疆域扩张，或者强国崛起的大时代。

那无非是原始**、国家**，还有自由**的一些区分。

当然，还有一些比较具有个性化的特有主义。

任何一种方式，都是时代下演变出来的。

推动这种演变的因素非常复杂，而且相对于个人来说，需要大量的时间。

如果仅仅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这些，而没有去经历微观经济中的个体在宏观经济下的变化，很容易有套用的思维模式。

若是套用有用，人类历史就不会伴随如此多的动荡了。

像赵宁这种在前世做过风险基金的人，世界历史、投资、债务、外部威胁、内部经济结构，以及经济周期，是必修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