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2.伏子(1 / 3)

南明之我是弘光帝 caler 1086 字 2023-03-06

由于明廷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,在崇祯十二年四月前,“义军”的形势出现了极度低沉的局面,但“义军”的低谷期没有持续多久,崇祯十二年五月起,“义军”再一次活跃起来,并且是空前的活跃----练饷的征收如火上浇油一样,让明末“农民起义”迅速进入了高三朝阶段。

而这一切的改变首先是从张献忠、罗汝才两部的再次叛乱开始的。

崇祯十二年五月,一度因为形势所迫才被迫受抚的张献忠,发现北上勤王的明军剿寇军主力并没有南返,因此胆气复壮,遂于该月上旬于谷城以“毁城、劫库、放囚”的形势发动了叛乱,并杀死了谷城知县阮之钿,并在县衙墙壁上留下了“以告楚人,言发,由总理(熊文灿)酷取其货”的声明,还“列具上官姓名,疏取(来信索取)贿多寡、日月”,“唯襄阳道王瑞栴不取一钱”等字眼,以证明自己是被迫再次造反的。

随即,张献忠率部离开谷城开往房县,与正在那里“解甲耕屯为观望”的罗汝才部汇合;

见到张献忠部开到,早就不甘心种地的罗汝才立刻响应,也举起了再度反明的旗帜,并与张献忠部联手攻下了房县县城。

张献忠部与罗汝才部再次叛乱的消息,以及张献忠留下的所谓官逼民反的证言证物,让熊文灿恼羞成怒,便命令左良玉部加以讨伐。

得知左良玉部开来,自知不敌的张献忠和罗汝才部经过商议,于当年七月二十二日,放弃房县西进秦岭深处;接到收复房县消息的熊文灿对于左良玉部行动缓慢,导致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逃脱非常不满,便勒令左良玉继续追击。

左良玉“谓路险饷艰,不可追”,然“文灿身入祸门,不暇审计,强使行”。

在熊文灿的逼迫下,左良玉于七月二十六日,与豫将罗岱部一起出发,并以罗岱部位前军,左部蹑行其后,“逾房县八十里,至罗猴山”,“军乏食”,且遇张献忠并罗汝才部的伏击,罗岱当场战死,左良玉便“大败奔回,军符印信尽失,弃军资千万余,士卒死者万人”。

罗猴山之战后,摆脱了追兵的张罗联军“欲入狭西”,但陕西明军扼守要隘兴安,张罗两部无法突破,只能转向进入川东,但又遭到四川明军的抵御,于是,同年九月,张、罗两部分开行动,张献忠部向陕西转移,罗汝才部转向湖广。

而在张、罗两部分开行动之前,崇祯皇帝已经对熊文灿的无能和贪鄙忍无可忍了,于是,将其“削官”、“戴罪自赎”,对此,熊文灿的举荐人杨嗣昌未免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