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万两其实还好，之前户部可能较为困难支出，但现下户部略有盈余，还是可以支撑的。今日只要再等盐商的保证金交上来，朝廷可再获千万收入，今年盈余便更多，这都是依赖陛下圣明之功啊。”

“汪尚书此话差矣，宗室之弊朝廷早就思之，万历二十年，神宗皇帝就曾下旨说到宗室禄米花费甚多，想要每个布政司都商讨数额，以为定额，不管每省的宗室数额为多少，但禄银是一定的。

此诏既下，当时内阁也多有商议，相信在场的人也知道此事，但现在看如何呢，那时算下来说宗室人数约为六万人，俸禄银定额为一百一十二万两。

至此将近三十年，人数早已逾超十五万，俸禄银也涨到了一百五十六万之高，根本没有定额，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？臣怕以后宗室子弟越来越多，俸禄银也会不断拔高。

各地的大藩王的赏赐田、自养田、王府田积年月累下来多至数万乃至十数万顷，土地跨府连县数不胜数，还垄断着当地茶税、盐税，宗室子弟又在本地肆无忌惮，破坏地方秩序，还请陛下明察。”

朱国祯看到汪应蛟这么说立马来气，他长年在地方为官，对于宗室利弊最为了解，在他看来虽然朝廷花费的大头在于边事，但宗室问题绝对是一大顽疾，不能不以正视。

在场的個个都是聪明人，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呢，只是有些人性格刚直，即使知道这个问题很棘手，说出来皇帝定会生气发难，但还是抑制不住的敢说敢言。

朱国祯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直言进谏，根本不怕皇帝生气。殿内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个也是这种纯臣谏官，此人便是赵南星。

“朱阁老所言甚是，宗室问题不可不察，其实宗室的人数还好，长年累月下来，土地兼并最严重的便是大的藩王宗室，地方官府对他们也束手无策，农民除了交朝廷赋税以外，不仅要再交一份藩王的田租，还要遭受藩王府吏的剥削。

若是如此也就罢了，但西南、西北的盐税大都被藩王一方把持，若长此以往，朝廷的盐法、茶税怕也很难在其地实行，那朝廷如何行开源之策？”

赵南星此人十分刚烈果敢，见朱国祯说了，他自然也不惧，直接站出来声援朱国祯。

他的弦外之音没有那么直接，知道皇帝对财税之事极其上心，因此适才采取了迂回战术，话里话外只点藩王对于朝廷财税好处不多，至于其他的反面皇帝如此聪颖机智怎会不明晓呢。

看到二人连番表态，朱由校心中一点也不惊讶，藩王